床垫女孩:用行为艺术来抗议美国校园暴力(组图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1-09-27 11:40     

  第一次在哥大校园里遇到Emma时,她穿着灰色吊带背心和牛仔裤,一头挑染过的齐肩短发和略显粗壮的四肢。即使没有她身边那个硕大的床垫,我也能一眼就认出这个我为Wome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一课撰写的论文中的女主角,那个用行为艺术抗议学校对她在校期间被性侵犯这一事件的漠视和回避的姑娘。

  那天下着毛毛雨,我紧紧跟在Emma身后,攥着手心看她艰难地挪动着那张蓝色的床垫,心里翻腾着一万个害羞细胞,怀着不知该不该打搅她的复杂心情,像是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偶像一般不知所措。就在我终于下定决心要上去帮她时,一个路过的男生箭步冲到我前面抬起了那张床垫,Emma转过头,朝男生投去灿烂的一笑。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那张床垫,一步一步地消失在细雨的哥大校园中。

  “我不能要求别人的帮助,但任何自愿的帮助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Emma自开始这场名为Carry that weight(背负重担)的行为艺术以来就定下的规则,同时,只要当她人在校园中时,就必须携带着那张蓝色床垫,课堂,食堂,健身馆,图书馆,无一例外。

  事件得追溯到两年前的新生入学季,Emma作为二年级的学生与此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同为一个新生关怀项目的志愿者,他们便由此相识甚至有过几次consensual sex (双方认可的性行为),然而在某一次party后,另一位当事人在饮酒后邀请Emma去他的宿舍房间,Emma同意并跟随进入了他的房间时,随后的故事发生了,这个故事坊间出现了数个版本:Emma的版本是两人有开始亲密行为直至她拒绝了此人想要进行anal sex()的要求后,此人强行实施了这一行为;另一版本,但并不是另一当事人的版本,因为此人从事发后并未对外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但很可能是在这一事件中倾向于站在他一边的人群的版本是:Emma自始至终都是自愿与这位当事人进行性行为的,只是因为事后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反悔了,于是开始了这场对他的毁灭性报复。

   事件发生后,Emma并未第一时间向校方反映,当她得知校园内数位其他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且所有事件都指向同一个当事人,而其中几位女生甚至已经向校方反映了此事,但却永远都是不了了之之后,她才采取行动,正式决定向哥大专门负责性校园性暴力相关的委员会正式报告此事,希望能够得到校方公正的答复。

  在经过数轮异常不专业且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调查之后,校方仍旧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和应对措施,并且始终用对待性暴力受害者的传统目光和态度审视她的动机。Emma终于决定自主且有力地表达诉求,于是便诞生了这个引发无数媒体目光的床垫项目。

  然而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都是短暂的,在火爆了一阵子后,Emma成了人尽皆知的反校园性暴力先锋,以她的名字和她行为艺术命名的网站成为了校园性侵犯受害者表达诉求和支持者发声的平台,全国各地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许多大学生纷纷拿出各自平时放在宿舍内的私密物品如枕头,床垫等,在校园甚至其他公众场合内举行抗议。

   在事件逐渐淡出公众的目光后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时,Emma仍是那个扛着床垫走在校园里的怪异女孩,直至最近的毕业典礼。在无数镁光灯热气球和哥大校长尴尬的目光中,Emma扛着床垫走上了播穗台,而她扛着床垫毕业的照片,又再一次暂时成为了所有媒体和公共舆论的焦点。

  而哥大两边的人行道的电线杆上,也在毕业典礼前后神奇地涌现出了无数题为Pretty little liar的传单,直指Emma不过是个扮无辜受害者骗取同情但实则心怀恶意的骗子。Emma对于这样的传单又在公共社交媒体上发声回应: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小骗子,而此事也正慢慢地滑向一个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的永远无法解决的罗生门事件。

  校园性暴力这一话题,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就从未平息过,不管是层出不穷的兄弟会或校橄榄球队明星队员事件,还是此起彼伏的零星事件,都昭示着看似纯洁无暇的高等学府之中,仍有许多阳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据一份报告显示,在全美所有入学的大学女性中,每五个人之中便有一个遭到过性骚扰和性暴力,这个数据则或多或少震惊了社会各界。

  校园性暴力在美国校高校的普遍性很大程度上与其大学文化和系统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较为明显的联系可以从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制度,宿舍的制度以及大学校园盛行的party文化说起。

  希腊文化体系是指美国大学内的兄弟会、姐妹会等于其相关的一些活动和文化,撇开这一制度的起源和在美国的深刻影响,凡是对美国校园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从《美国派》《邻居》等一类青少年电影中对此文化窥见一斑。强调兄弟/姐妹情义,集体荣誉感,但很大程度代表着特权承袭的希腊文化体制在美国大学中占据着非常主流的地位。而对于刚踏入大学的新生而言,大多数时候兄弟会和姐妹会就意味着大学校园的party中心,即在那个大部分人被人际关系,受欢迎程度和party能力定义的年纪,兄弟会和姐妹即大学生活的社交中心。

  在宾大人类学教授Peggy Sanday详细记录和研究发生在U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兄弟会内的校园案一书(《Fraternity Gang Rape: Sex, Brotherhood, and Priviliege on Campus》)中,她对该兄弟会的描述是:相比于蜷缩在校园小道尽头的其他学生组织,新生一进入宾大校园内就不得不注意到校园主干道旁属于兄弟会的醒目建筑,而当大学新生到访时,躺在兄弟会门口草坪上的成员们也会向女生吹口哨甚至大声评论她们的外表和打扮。

  “总之这是一所非常男权的学校,一进门我就能感受得到。”一位大学新生在书中表示,同时也有许多女生,因无法认识到并非所有的注意力都值得庆贺,并非所有的目光都带给人善意和温暖这些事实,仍会被兄弟会姐妹会之类的光环所吸引,自愿地融入这个文化体系内。

  而“宾大兄弟会事件”中的女主角,就不断被旁观者质疑其动机和她的自愿性:该女生是兄弟会party的常客,且是大众口中“行为放荡”的众多女生之一,她常常在校园周边的酒吧或是兄弟会的party上喝得烂醉,而当她口中的“”发生时,她也处在烂醉的状态之下。

  而这便牵扯出了在多数美国大学校园性暴力事件中扮演很大角色的另一个重要的元素:酒精。多数校园性暴力事件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施暴者(perpetrator)和幸存者(survivor)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同学,朋友,校友,甚至恋人,而酒精的加入也使得许多事件变成了各执一词的八点档拉锯战。许多人甚至将“女生接受男生请其喝酒”这一行为等同于“女生默认与该男生发生性行为”,而现实情况则并不总像电影剧情一样浪漫流畅:一些只是想喝一杯酒的女生最后却成为了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尽管美国许多大学校园致力于创造“无酒精校园”(dry campus),但众所周知的是就如其他许许多多无伤大雅的青春期冒险游戏一般,酒精之于大学生如水之于鱼,无论是课后酒吧内的怡情小酌还是期末考试后party上不省人事的烂醉。而人们也习惯于借助酒精这一帮凶,将自己无论是施暴还是受暴的行为归结于“一时冲动”或“一时糊涂”而不了了之。

  而美国校园内普遍存在的男女生混住的宿舍制度不能说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但却毫无疑问减少了其发生的物理障碍。诚然,任何剥削和利用制度的行为都来自心怀不轨的人,与其将责任推卸给宿舍制度、酒精管理制度或是兄弟姐妹会,反而不如思考在教育体制内,我们究竟缺失了哪一个重要的环节,能够让所有在校学生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强迫他人意愿与其发生任何程度的身体关系都是反人类的行为,而当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酒精、身体疾病、药物影响等)无法给出明确答复时,你应该做的是等到那个人能够给出明确答复而非利和剥削用他人的脆弱处境。

  而那些辩称无法理性地克服自己生理冲动的说法,则毫无疑问是人类几千年精神文明进化史的重大倒退,以及反对男性沙文主义不怎么巧妙的粉饰。

   目前对于强奸罪的定义,美国法律条文明确指出“肯定答案的缺失即意味着否定答案(An absent of yes means no)”,而这一条文在校园环境内的解读即是:发生性行为的双方必须有某种形式上的共识,不管是你们签订了“我们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合同或是口头上的认可。而当其中一方因任何原因而无法给出“认可(consent)”的情况,也将被视作强奸。而这一显然异常别扭且有悖常理的法律规定也引来了众多高校生的挑战甚至讥笑,试想这样的场景:当两个热恋中的人将要发生亲密接触时,其中一方突然从口袋中抽出一张合同,表示对方必须先签了合同他们才能发生性关系,以免任何一方事后将此定义为强奸。

  而理想的法理世界与现实生活永远存在隔阂,没有太多人会仅仅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规则遵守者而放弃生活中的随意和自发性。也正是这种隔阂,使得怀有恶意的人能够狡黠地游走于法理和现实世界的空隙之中。

  绝对线;关于校园性暴力事件的解决方式,社会各界也一直处在无法妥协和各不让步的僵持之中。而因其即使作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质和发生在相对封闭和享有高度自主权的大学校园环境中,无论是学生,校方还是国家暴力机关和执法部分都有着各自的处境和立场。

  对于高校官方而言,其对于类似案件的反应和处理永远无法满足和涵盖事件的每一个角度。尽管从社会舆论的角度而言,校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从维护声誉的角度出发都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媒体的报道亦多从校方如何“辜负”和“无视”受害者诉求的角度出发,将其刻画成牺牲个体保全整体的体制大怪兽。很多情况下,这些确实是目前高校应对多数发生在校园内性暴力事件的常见态度和做法。

  从受害者的角度而言,事发后受害者往往会第一时间向校方而非警方报告,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从现实角度而言,校方比警方更容易接近且更不会带给学生心理上的压力,且更容易与其建立和取得连接。同时,大众的刻板印象中早已充斥着男权社会暴力机关如何一再轻视甚至剥削性暴力案件受害者的事迹,当受害者潜意识里存在着对暴力机关的不信任之时,选择一个无论是在文化、精神还是理论领域都应该走在社会前沿的大学校园机构来处理这样的事件也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而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大学校园,也早已习惯了运用自己的权力体系解决发生在这个社群中各种独具特色的小打小闹事件:偷窃、作弊、毁坏公物等等,习惯了通过由一些学生家长和校方选派的专家对每一个被逮个现行的“坏学生”做出响应的惩罚。然而,强奸罪在其对于涉事双方的危害程度和严重性都远远超过以上行为,在联邦法律中,强奸是与抢劫、谋杀等罪名并列的严重罪行,它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也意味着更为仔细和高质的取证和定罪过程,因为当你将一个人烙上强奸犯的标签之后,这道烙印将永远跟随且永远无法愈合。

  因此,当学校用一个七拼八凑的调查委员会进行校园性暴力事件的调查取证时,再津津有味地听取双方当事人很有可能各执一词的故事后,委员会成员是否经过了足够的训练且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利去判断和还原事件的真相仍是一个相当可疑的问题。

  而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即使校方无权对施暴者做出任何刑事上的处罚,至少能通过这个社群所建立的制度体系对其进行惩罚,尤其是在受害者试图通过暴力和执法部门来制裁施暴者而不能之时,他们更是将全部期望寄予承诺“保护,见证和支持”他们成长的校方。

  目前美国校园内处理性暴力相关案件的原则已经与外界的法理原则略有出入,前者奉行“只要有51%的可能性这件事发生了”即定罪原则,而后者则奉行“只要有51%的可能性这件事没发生”即无法定罪的的原则。显然这样的做法已是试图将公证的天秤倾斜到受害者的一方,减小其证明此事件的难度,然而反对者则质问,为什么大学校园就必须享受这样模糊法理的特权?既然学校不可能自行处理发生在校园内的谋杀案件,那有为何能够利用校方并非为了处理此类事件而编纂的规章制度来处理强奸案呢?

  而在涉及校园性暴力的实践中,政府的暴力和执法机关往往起到了相对较小的作用,一方面是其长期以来与高校之间默认的一定程度上的“执法独立”,警方通常不会介入校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警方也倾向于将校园性暴力事件视为“双方都有责任的酒醉大学生的愚蠢行为”,而非真真意义上的强奸案。

  而Emma的案例不过是在校方和警方都无法且不愿意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后,冒着被卷入公共舆论的巨大漩涡和被污名化的风险,来自于受害者的单方面制裁,传统意义上而言,这种伤人且自伤的行为并不应存在于一个法理统治下公平正义社会之中。且在这个充斥着阴谋论的年代里,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挑战和质疑。当人们听闻Emma将此事件当做自己毕业设计的行为艺术project且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时,各方面的质疑和猜测也纷迭而至:她的动机究竟是伸张正义还是借机出名?

  然而无论动机如何,既定的事实都无法被篡改,尽管人类社会很早就具备了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从而达到惊人的反效果的能力。无论我们如何讨论公平与正义,都似乎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所谓的绝对真相,也将渐渐淡出人类社会的认知世界。

  面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性暴力事件,社会各界和学者们也都致力于研究和制定出更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更有效的预防对策。对于多数学校而言,适当控制校园内的party数量和规模以及排干浸透校园各个角落的酒精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上手的措施,即使牺牲部分学生自治权利也在所不惜。

  而规模更大且长久而言影响更为深远的则应该是众多高校都开始推行的“旁观者干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以成为新生入学初始orient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告诉新生他们将要面对的大学生活以及无论他们决定是否成为或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校园中存在的包括party文化在内的各个亚文化之中,以及他们将会面临的危险和将要做出的决定。“旁观者干预项目”的最大亮点即在于,当任何一个人发现一个烂醉的女生或男生在酒吧中将要被另一个女生或男生带走时,而大多数情况下旁观者们对“这一事件是否将酿成一个惨剧”有着较为灵敏的判断,能够出面干预。

  许多学生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酷”的事,没有人会在你的好朋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好不容易“灌醉”了一个男生或女生的情况下会出面阻止朋友的下一步行为,然而,从潜在的受害者角度而言,即使他或她并不是你的朋友并不代表他或她的权利和意志就不值得被尊重和保护;而从良师诤友的角度而言,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与其放纵朋友成为强奸犯,适时技巧性地出面干预和阻止则在任何程度上而言都更应该是一个朋友的所作所为。

  而这些“旁观者干预项目”同时也会向参与者展示如何更有技巧地对潜在的性暴力事件进行干涉,在一个对某大学“旁观者干预项目”进行评估的报告中,参与者分享了他们进行干预的各种技巧,一个男生说他会试图转移潜在施暴者的注意力,比如劝他喝更多的酒,或开始讨论其他的话题,然后让其他朋友装作是潜在受害者的朋友将其转移出潜在施暴者的视线。一个女生则说她在出去喝酒前总会告诉一个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请他们在某个时间点打电话或短信确定自己的安全状况。

  建立强大的“旁观者干预项目”是许多人应对校园性暴力的途径,而其在面对更为常见的熟人性暴力事件中则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只要潜在施暴者并非下定决心要对潜在受害者进行暴力侵犯,旁人的眼光和注意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他们的动机和行动力。

  在人类文明仍旧无法抹去一个个体通过性暴力的方式使另一个个体满足于自体需求行为的今天,强奸行为很大程度上仍是父权制社会体系中无法剔除的糟粕。当利比亚内战爆发时,反叛军队将大规模的强奸作为一种军事战略来使用从而达到“玷污敌方的女人和摧毁敌方士气”的目的。而更不言自明的是,强奸在某种意义上与性行为无关,而是一个个体或群体通过剥夺另一个个体或群体对自体最基本的权利从而达到碾压对方的手段,而在校园环境内,不论是“喝醉后做的蠢事”还是“蓄谋已久的征服”,不论是兄弟会内的事件,还是一度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的博导门,都一再地提醒我们这种暴力碾压对受害者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亦是对人类文明和最根本人性的残酷鞭笞和拷问。

  然而当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今天或是未来,被性暴力横扫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切实的个体或群体,而是现代文明试图轻视和模糊这一事件本质而导致其永远无法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

  当我试图和朋友讨论类似事件时,朋友说“一个明知带着大量现金上街会提高其被抢劫的几率却仍带着大量现金上街的人,应该为自己被抢劫负有无知和轻视的责任”,同样,“一个女性在明知穿着暴露会增加自己遭到性侵犯可能性的情况下仍选择穿着暴露则同样应该为自己遭到性暴力负担一定的责任。”尽管没有学好哲学的我无法条理清晰地从逻辑的角度去反驳他(仍在思考此问题),但至少此类比中明显的性别指向表示理想人类文明如未式微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源吴桑雨)